2021年11月12日是个周五,对于一家酒吧来说,周末晚上是每周生意最好的时段。V-PARTY酒吧是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最大的一家酒吧,开在一栋三层楼的底层,占地1000多平方米。酒吧的招牌贯穿了三层楼面,每当夜幕降临,不断变换的彩色荧光衬着巨大的白色字母“v”,在黑糊糊的县城一角十分显眼。

作为城市的休闲产物,酒吧总是和自然运转规律相反的地方,具备“夜越深,越热闹”的特质,才能算一个“合格”的酒吧。这天晚上,V-PARTY酒吧邀请了一位略有名气的“网红”来烘托气氛。她将在夜晚11点左右到场,在酒吧内的舞台上唱歌,带热场子。酒吧的其他员工则需要站在入口处,排成两排迎接,制造“明星”亮相的效果。刘仲也站在迎接的行列中。他在V-PARTY酒吧做服务员已经一个多月了,一米八八的身高,站在一群服务员中间颇为显眼,让人想不到他才刚满16岁。

晚上11点左右,迎接团队等来的不是女嘉宾,而是一群穿着深色警服的警察。“忽然涌进几十个民警,拿着盾牌、电棒。我站得比较靠前,吓懵了。”刘仲对本刊记者回忆。电话中,他的声音还留着变声后的痕迹,是一种介于少年和青年,既有点稚嫩,又故作老成的嗓音,让人忍不住想象,年少的他怎么作为服务员,在荧光闪烁的酒吧内娴熟地给客人倒酒、陪着喝几杯,然后再收入上百元的小费,最多的一次收了600元。

不过,2021年11月12日这个晚上,是刘仲在V-PARTY工作的最后一个晚上。警察的突然到来,让整个酒吧真的瞬间“热闹”起来。人群四散,V-PARTY酒吧有四五个后门,不少人趁乱往后门跑去。但刘仲没来得及,“还不知道咋回事,就被拽出酒吧,在店门口的空地上蹲下来”。那些跑到后门的同事也没能真的逃脱,警察当天晚上提前堵住了后门。酒吧内所有人都被带上两辆大巴车、几辆警车,前往县城开发区的一处办案点接受询问,询问持续到早上5点左右。

“这是一场针对V-PARTY酒吧的突击检查。”涟水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胡慧慧告诉本刊记者,“由涟水县公安、人社部门开展,检察机关现场监督,目的是为查清该酒吧损害不特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实。”胡慧慧所在的第四检察部专门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、被侵害的案件,同时开展未成年人全面司法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。她已经在第四检察部工作4年多,30多岁,扎着利落的马尾,温和中带着干练和专业。她是第一个发现该酒吧违法招用未成年员工的检察官。在此次突击检查的半年前,她在审查一起未成年人涉嫌聚众斗殴的案子时,发现4名未成年人长期混迹于该酒吧,其中一名未成年人还在酒吧工作。

“酒吧怎么可以招用、接纳未成年人?这名未成年人是违法招用的个例,还是众多未成年员工的一员?”带着这些疑问,胡慧慧所在的第四检察部对案件进行二次梳理,发现V-PARTY酒吧开业一年多来,在这家酒吧工作、消费过的未成年人共13名。11月12日突击检查后,最终查明酒吧先后招用60多名未成年员工,这些员工基本都是辍学的未成年人。此外,酒吧还无条件接纳未成年人进入饮酒、消费,甚至以提供免费酒水为诱饵,创建“福利群”,招揽一所学校30多名未成年在校生,到酒吧充当气氛组成员。

2022年1月11日,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淮安市检察院提起的V-PARTY酒吧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民事公益诉讼案,当庭宣判该酒吧立即停止招用、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其经营场所,并在省级媒体及酒吧社交经营账号向社会公众道歉,酒吧经营者当即认错,并自愿缴纳10万元公益损害赔偿金。这是全国首例酒吧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民事公益诉讼。胡慧慧说:“传统民事诉讼强调对私益的保护,一般民事侵权的案件都是由当事人自己向法院起诉,而此案被告人损害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未成年人,涉及社会公益,因此由淮安市检察院代表国家公权力,代为提起诉讼。”

涟水县位于江苏省北部,有110多万人,算是个人口大县。V-PARTY酒吧开在县城中南部,距离市中心一两公里,往西15公里,就是淮安涟水国际机场。酒吧位于一片商业街的西南角,商业街入口处,一个灰色石牌坊有些突兀地立在马路边,牌坊正中间用红色油漆刻着“同乐坊”三个字。

在本地人眼中,同乐坊是县城最大的休闲产业聚集地,商业街内至少有二三十家KTV,一家挨着一家,外表大同小异:大多都在二三层楼的底层,间或插着台球厅、网咖、美容足浴店。每晚9点后,同乐坊的石牌坊下聚集起一排卖路边摊的小推车,推车旁还放着几个简易的小桌凳供人休息。马路边总是停着一些出租车和代驾的司机,等着休闲客人们酒足饭饱后的生意。2020年10月,V-PARTY酒吧开业,在同乐坊这片私营性质的小KTV中间十分显眼,也为路边摊、司机们带去更多生意。

V-PARTY酒吧不是涟水县第一家酒吧,但却代表着县城酒吧产业发展至今的最高水准。骆子宜是一位涟水县的酒吧从业者,对城里各类酒吧有长期观察。他告诉本刊记者,V-PARTY是夜店型酒吧,也称“嗨吧”。涟水最早的一家嗨吧,大约在2013年开张,与其说是嗨吧,更像是歌舞厅与酒吧的结合体。场地不大,气氛也不够热烈。但因为是县城第一家酒吧,人气还不错。后来因为管理混乱,出现过一则命案,被强制停业。

“第一家线月开张,叫C+酒吧,可以说是吃螃蟹的第一人,但当时我去看了眼,就知道它注定会失败。”骆子宜语气笃定地说,“它的规模很小,只有一两百平方米,大约20个卡座,场子小,人就不会多,气氛根本带不起来。大家可能一开始图个新鲜去消费,一旦有新的酒吧开张,它立刻会被淘汰。”在这个行业混迹多年,骆子宜的经验是,气氛、规模是一家嗨吧成功与否的最基本因素,之后才是管理、资源等。

但涟水县在2020年迎来了嗨吧的开业高峰期。骆子宜观察到,2020年8月到11月,涟水县酒吧密集开业,加上清吧(音乐类酒吧)的数量,各类酒吧加起来有16家。“即使是在一个人口大县,也容不下这么多酒吧同时开业。”骆子宜记得,有一家嗨吧刚开了两个月,就因为生意太差倒闭了。

V-PARTY酒吧也在这段时间加入了竞争。2020年9月底,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V-PARTY酒吧开业。它离C+酒吧不到一公里,只是穿过一条马路,隔一个红绿灯的距离,但V-PARTY酒吧面积大,有50多个卡座,装修也比旁边的KTV精致,除此之外,V-PARTY酒吧的老板在江苏其他地区开过不少分店。“有更成熟的经验和舞台资源,再加上场子大,人多了氛围就好,定价也没比另外几家嗨吧贵,很快就成为城里生意最好的酒吧。”骆子宜说,“V-PARTY酒吧在宣传里说自己是涟水最大最好的酒吧,也是名副其实。”

但县城最好的酒吧,通常意味着有更大的人流量和更热闹甚至混乱的氛围。根据涟水县检察机关的记录,V-PARTY酒吧开业一年多,属地派出所记录了89条接警记录,包括打架斗殴、失窃、酒后滋事等。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,员工从不会查验客人的身份证,酒吧也没有强制规定最低消费,即使不消费、订座位,客人也能进入酒吧内蹦迪。它就像一个敞开的“乐园”,吸引县城的各类人,当然也包括未成年人。甚至从营业开始,招聘有青春活力又缺乏社会经验,因此更好操控管理的未成年员工,就是酒吧的运营方式之一。

“进入酒吧,先闻到的是烟酒味儿。待久了,卡座上的客人一轮一轮换,你能闻到抹布擦沙发的味道、驱蚊剂的味道、墙上油漆的味道,还有酒精泼到地面又晾干的酒臭味儿,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,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。”一位在V-PARTY酒吧工作过三个多月的前员工向本刊记者回忆。2021年3月,当时他刚满18周岁,已经辍学一年多,“在家闲着没事,去酒吧打工”。他原本以为自己年龄很小,直到去了V-PARTY酒吧做营销,才发现酒吧内未成年的员工并不稀奇。

陈爱也是V-PARTY的一名前员工,2021年1月到V-PARTY酒吧做营销时还不满15岁。去酒吧工作前,她还是一名初二的学生,在涟水县附近的乡下读书。父母都去了江苏南通打工,陈爱和妹妹在家跟爷爷奶奶生活。她说自己跟家人关系一般,爷爷奶奶基本是“放养”她。

已经辍学的朋友将她介绍给了V-PARTY。陈爱的学习成绩不太好,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辍学,其中一个去了县城的V-PARTY酒吧工作,说自己一个月底薪有3000块,还没算提成。在人均收入2000多元的涟水县城,底薪3000元的工资是种诱惑。很快陈爱收到V-PARTY一位营销经理的微信,给她描述了一个更诱人的职业前景:如果来酒吧做营销,拉到客人来酒吧消费,有员工月入过万,酒吧还提供住宿。“我当时很心动,谁对钱不心动呢?”陈爱在电话里说,音色低沉,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成熟感。

几天后,那位酒吧经理开车来到乡下,带着陈爱离开了学校,复印身份证件后,直接让她在一份入职合同的最后一页签字,当晚就正式进酒吧工作了。几天后她告诉父母,自己在城里一家酒厂打工,很安全,不用来找她。父母也线年出生的周海洋是另一名V-PARTY的前员工,也是从学校系统中脱离出来的未成年人。他告诉本刊记者,自己在小学五六年级,就认识了同校的“混混”,跟着学抽烟、偶尔逃课,骑着电动车在县城的大街上转悠。“小伙伴人多,一起玩,从那之后,我就没有学习的心思了。”进入初中,他因为染发,经常被教导主任批评。初三开学时,“教导主任看到我,问我怎么又来了,我一听这话就气,直接翻出学校,再没回去”。

周海洋比陈爱晚入职两个月,入职时没签任何合同。正式成为营销人员的那晚,他觉得“自由,爽。喝酒、蹦迪成了工作,还能赚钱”。这跟他以前的工作很不一样。离开学校后,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分拣快递,一天能挣100多元,但“干了几天有点累,不想干了”。在家待了几天,他去一个小型工厂做鞋垫,没多久又觉得有点无聊,“做了一个多星期又不想干了”。他知道县城有餐厅招服务员,也有渠道找家理发店或者餐馆跟着师傅“学门手艺”,但他都没去,说起原因也很简单,“怕累”。

没有工作的日子,他跟同样辍学的朋友相约打手机游戏,一天的花销都在吃饭和抽烟上,不到50元。偶尔去网吧、商场算是大消费,需要几百块,他就在电话里问在外地工作的父母要,父母训一顿后也总会给,他们对他最大的要求是“不要做违法的事”。2021年3月,得知一个朋友在V-PARTY酒吧工作,他有些好奇,也跟着进了这个灯红酒绿的场所。

一位V-PARTY的前员工对本刊记者回忆,在V-PARTY酒吧的前台,灯光昏暗的某个角落,有一张A4纸大小的牌子,写着“禁止未成年人入内”。这张牌子并不是真正的禁令,而是酒吧对法律规定的一种应对。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六十一条规定,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。其中营业性娱乐场所、酒吧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,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。但根据骆子宜的观察,县城里以往几乎没有娱乐场所能避免未成年进入。“酒吧最终目的是盈利,让客户反复去消费。酒吧里的成年男模、女模是吸引客人的方式,未成年人进入,反而能为酒吧带去另一种吸引力。为了利益,几乎不会有酒吧做过多限制。一家酒吧越是利益微薄,越容易为了吸引顾客触犯底线。”

鹏哥曾参与了V-PARTY酒吧的准备工作,与酒吧的几位老板相熟。酒吧开业一年半来,他经常分享自己去喝酒的视频。他告诉本刊记者,V-PARTY酒吧开业头半年生意很好,遇上节假日,或者酒吧请嘉宾表演时,50多个卡座几乎能坐满。2021年夏天开始,酒吧的生意逐渐走下坡路,只有靠近中间的十几个卡座有人,四周的边卡常常空着。疫情导致的停业和监管变严是原因之一,更重要的是,相临的淮安市陆续开了两家大型连锁酒吧。骆子宜告诉本刊记者,2021年4月末,淮安SPACE酒吧试运营,11月初,淮安MIU酒吧开业。涟水县与淮安市区相临,开车半小时就能到,“真正的消费者肯定想体验更好的氛围,不在乎多花几百块。况且当时V-PARTY开了半年多,已经过滤掉一批‘一次性’客人,生意下滑是必然的”。

2021年10月,刘仲在V-PARTY酒吧做服务员时,酒吧员工比刚开业时少了差不多一半。酒吧经常只有十来桌客人,“场子很冷清”。更冷清的是有相关部门来检查时,员工群内都会提前收到“未成年,撤!”类似的指令。刘仲和其他未成年人员工就会快速从后门离开,“场子人就更少,夜间也没什么氛围”。而对一家嗨吧的生存来说,气氛是最重要的,甚至会因此专设一个部门:气氛组。主要作用是在接近午夜的时间点,或者酒吧人气不足时,在舞台、沙发上蹦迪,活跃气氛、带动客人一起“嗨”。刘仲说,V-PARTY酒吧的气氛组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,酒吧内的客人、营销人员,甚至是保洁阿姨,“只要你想跳,都可以去舞台上跳”。舞台在酒吧中间最内侧,能同时站上二三十人。通常,晚上11点是气氛的第一个爆点——这时DJ的呼喊声、音乐声达到最大,两个挨着的人也要扯着嗓子说话,光柱从四面八方打下来,空中飘下雪花般的纸片,似乎是另一个世界。

刘仲说,原本,气氛组成员是酒吧的正式员工,一个月底薪3000多元,如果被客人看中,就去陪酒,按时长收费,价格在200~900元间。但酒吧生意变差后,气氛组员工也不多,营销人员开始拉拢附近高中、职校的学生,到酒吧充当气氛组,福利是卡座免费,还赠送1瓶洋酒、4瓶饮料。

陈爱当时已经从V-PARTY酒吧辞职,她告诉本刊记者,酒吧生意变差后,营销部的一个工作就是拉学生进场。他们经常在傍晚骑上共享电动车,去人流多的商场发传单。每逢周五下午,附近几所中学的学生出校门过周末,营销员就去学校门口发传单,允诺给学生免费进酒吧的“福利”,甚至还可以报销学生去酒吧的打车钱,而开在县城边缘的炎黄职业技术学院(下文简称“炎黄学院”)是营销拉人的重点。

炎黄学院大专三年级的吴岩松,是第一批进入V-PARTY酒吧做免费气氛组的学生。他2004年出生,身高将近一米八,嗓音感觉比其他未成年人更温和。在吴岩松的印象里,炎黄学院招生几乎没有门槛,“只要有钱就能上学,学校里什么人都有。学生旷课、打瞌睡也很少有老师管”。他读的是五年制大专,平时课不多,他很多时间和心思都放在如何打工赚钱上。到V-PARTY工作前,每天下午3:40放学后,他都会去一家商场兼职,一小时十几块。

2021年10月中旬,万圣节前半个月,吴岩松的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去V-PARTY酒吧玩,免费。“我从没去过嗨吧,很好奇,听到免费就觉得赚了,当晚就跟七八个同学过去。”当晚9点左右,吴岩松一行人打车到了V-PARTY酒吧。那天晚上,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分散坐在两个卡座喝酒,看酒吧中间真正的客人点女模跳舞,长发的女生穿着热裤、背心在桌上扭动身体。夜间11点多,“喝得晕乎乎”的几个学生也站上舞台蹦迪,直到凌晨一两点才结束。对一个初入酒吧的年轻人来说,这是一个颇有些新奇感的夜晚。经理还告诉他们,如果每晚都这样来玩,再带上四五个新人,就能拿到几十块提成。

但周海洋在V-PARTY酒吧工作一个多月后,却感到有些厌烦。他所在的营销部是最酒吧重要的部门之一,负责拉客人进酒吧,承担着酒吧的业绩任务。客人找营销“订台”,一个台是一个卡座,黑色的皮质沙发围着一个长方桌。根据卡座位置的远近,订台最低价格298元,最高1000多元,营销可以从中提成15%到30%。

在酒吧工作的一天,通常从下午两三点开始,起床后出去转转、吃个饭,7点前到酒吧打卡,在脖颈挂上一个都市白领一样的工作牌,然后开始在陌陌、探探等软件上找客人到酒吧订台。营销经理早教过他们怎么找客人,“在各种社交平台上,把头像换成美女,甚至跟客人说,来消费,我可以陪你出去吃饭、看电影”。周海洋说,有人找营销订台,营销要一直陪在卡座前与客人聊天、喝酒,直到客人离开。虽然规定的下班时间是凌晨两点,但如果有客人不走,营销就要陪到最后。周海洋见过有客人带未成年的女营销出去吃饭,甚至过夜。

入职后的一个多月,周海洋几乎每个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:“陪喝酒,几乎每天都喝吐。蹦迪也玩累了、音乐很吵。”他知道有的员工喝太多酒,在厕所里吐血,被送到医院,第二天上班还是继续喝。另外,酒吧里混乱的氛围让他觉得有些危险,打架斗殴事件,“三天一小场,五天一大场”。

周海洋记忆最深的打架场景,一次是一个客人喝醉酒,拿空酒瓶往自己身上砸,手上沾满了血。还有一次,酒吧一个服务员被客人扇耳光,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,只知道最后客人给了服务员赔偿,每个巴掌500块。陈爱也遇到过一次酒后打架,是两个卡座上的人互殴、摔酒瓶,她与事发地隔了一个卡座,但还是被溅开的玻璃碴划破了大腿。多名V-PARTY酒吧的工作人员说,这类酒后打架,酒吧一般不会主动报警,安保会把客人拖到酒吧外的空地上,任他们在酒吧场所外互殴。

混乱的不只是酒后斗殴,营销经理对下属的惩罚也没有规则可循。周海洋做营销时业绩不错,他加大量陌生人为好友,如果有客人找他订台,他就把自己提成的一半返给客人,有时一晚上的订台金额达到八九千,所以与经理的关系还不错。“但如果经理看谁不顺眼,会想办法整他。”周海洋的一个朋友也是营销人员,一天晚上跑出酒吧外休息被发现,原本应该罚款50元,因为朋友表现出不服气的模样,经理就在数字后加了个零,罚款500元。罚款同时,业务上的压力越来越大,如果某段时间业绩不好,经理会把员工叫到办公室,惩罚员工吃柠檬加芥末——一个完整的柠檬切成两半,分别挤上小拇指大小的芥末。到后来,如果营销人员某个晚上没有任何收入,会被惩罚在酒吧门口的空地上站几小时,无论刮风下雨。

最让这些未成年员工们愤怒的,是酒吧以各种理由扣除甚至拖欠工资。周海洋在酒吧工作的最后一个月,因为请假三天,被视为自动离职,按酒吧的规定扣除当月全部工资。即便没有缺勤,这些未成年员工也很难顺利拿到之前允诺的报酬。2021年10月,陈爱已经在V-PARTY酒吧工作了8个多月,只拿到一次390元的工资。“其间连生活费都是问家人要、问朋友借的。”陈爱对本刊记者说,“经理一直跟我说会给我工资,到年底一起发会更高,我就被忽悠了。”周海洋记得,离职后他去找老板要被拖欠的一个月工资,只拿到了基础工资3000块,还有1000多块提成被扣,经理甚至直接对他说:“我不想给你结,你能怎么办?”

今年1月,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V-PARTY酒吧招聘未成年人做气氛组做出判决后,陈爱依然没有拿到自己被拖欠的工资。她去年10月初从V-PARTY酒吧离职,被介绍到当时即将倒闭的G+酒吧做营销。她发现两家酒吧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状况几乎一样,没有年龄审查,也没有劳动合同,生意同样很差,每晚零散坐着几桌客人。相关部门去酒吧检查前,微信群里也有人通知未成年人撤离。G+酒吧只有一个后门,是在洗碗间特意“开辟”的,几个未成年员工从那里跑到酒吧外面,那是一片黑糊糊的荒草地,没有灯光。他们就躲在草丛里,直到检查人员离去。

陈爱在G+酒吧工作一个月后,发现酒吧同样拖欠工资,她当时就离职了,离职的第二天,G+酒吧倒闭。今年V-PARTY酒吧被法院判罚后,她以为自己的工资能拿回来,便给V-PARTY酒吧老板打电话、发微信,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,她只能再去找新工作。

陈爱曾想过再回初中上学,她觉得外面的世界“很累,很多欺骗”。家人就她的想法询问过学校老师,得到的回复是:“不能再回去上学,因为没有学籍了。”跟陈爱一样,曾在V-PARTY酒吧工作过的未成年人张维也有一个这样难以回头的成长故事。他两岁半时父母离婚,由村里的爷爷奶奶照顾长大。几年前,父亲从外地回家,“没有工作,整天在屋里打电脑游戏”。他与父亲关系很差,经常拌嘴、被父亲打。在学校,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因为近视看不清黑板,“后排有任何动静,老师就说是我做的,几次下来就把我开除了”。被开除那天,张维的父亲到学校当众打了他一顿,自此他不想再见到父亲,就离家出去打工,这样进了V-PARTY酒吧。

2020年9月,V-PARTY酒吧开业前,张维去发传单,出工费一天100元出头。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,生性内向的他拿着一沓传单,不断递出去,又不断被拒绝,“觉得自己好没面子”。就在那个时刻,他想再回学校读书。爷爷奶奶也帮他问过学校,但学校拒绝接收,理由是他“不好好读书”,而且已经超过16周岁。那时候他知道,“回不去以前的生活了”。

“不论是未成年受害人还是未成年人犯罪,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较大,其次是交友和成长环境。我们办理的案件,涉案的未成年人大多都是单亲家庭,或者留守未成年人。”韩雪娇是淮安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,淮安市是全省较早设立独立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地区,从事涉未成年案件工作接近10年。她认为,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环是家庭教育,其次才是社会、学校的兜底,但具体到这次酒吧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,还面临监管部门不明确的问题。

韩雪娇说,2021年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规定,酒吧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,这是法律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。但如果有未成年人进入酒吧,具体谁来监管?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。按照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,如果酒吧相关经营者侵犯了未成年人权益,由文化和旅游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。但“按照职责分工”,具体细分则有模糊地带。V-PARTY酒吧的案件中,早在去年4月发现了斗殴,当时由县检察院督促涟水县人社部门,对酒吧存在招用未成年工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,罚款11.8万元。但实际上,因为监管主体不明确,酒吧仍在继续招用、接纳未成年人。韩雪娇说:“实践中,因为酒吧接纳未成年人无明确监管主体,酒吧也不加整改,为了及时阻止酒吧继续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,我们决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。”

案件审理完成后,涟水县检察院计划近期联合妇联、教育局,针对涉案未成年的家庭教育、学校监管等问题开展教育引导,当地相关部门也已经加强了对酒吧的监管。胡慧慧在涟水县检察院工作4年多,她发现,“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二,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吸引和侵害的年纪”。她推测,原因之一是通信技术发达,很多未成年接触更广阔世界的同时,也更容易“交友不慎,受到侵害”。

公益诉讼判决后,V-PARTY遣散了所有的未成年员工。离开时,刘仲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没拿到。提前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生活并不容易过,但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路好走。他说自己喜欢抽烟,一天能抽一包,一个月烟钱就在1000元左右。离开酒吧后,他还得继续找工作。V-PARTY酒吧因为新冠疫情在3月10日暂停营业,目前正在装修,准备等疫情松动后,换个名字继续营业。而5月底,县城还有一家规模与V-PARTY酒吧相当的大型酒吧,即将开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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